1859年，左宗棠因性格刚烈得罪权臣，咸丰皇帝帝下旨严查欲将其处死，好友胡林翼对他说：“我救不了你，但有一人或许能保你性命！”
1859年（咸丰九年）夏天，永州总兵樊燮到湖南巡抚衙门汇报工作。
按规矩，二品武官樊燮得先见见巡抚骆秉章。可骆秉章正忙，便指了指旁边的签押房说：“你去跟左师爷谈吧。”
左宗棠，当时只是个无官无职的“师爷”。
樊燮一踏进房门，觉得对方不过是个连进士都没考上的“老举人”，只是拱手行了个作揖礼，压根没有下跪的意思。
谁知左宗棠是个天生脾气暴烈的“湖南骡子”。他一拍桌子，厉声呵斥：“武官见我，不论大小都要叩拜，你为何不跪？”
樊燮也来了气：“朝廷哪有武官向师爷下跪的规矩？”
左宗棠一听，不仅大骂“王八蛋，滚出去”，甚至在拉扯中还动了手。
这一巴掌加一句痛骂，彻底捅了马蜂窝。
樊燮是满人权贵湖广总督官文的姻亲。受此奇耻大辱的樊燮，在官文的支持下告了御状。他们联名给左宗棠扣了一顶帽子——“劣幕把持”。
在晚清，地方大员全靠师爷出谋划策，朝廷对此本就戒备森严。咸丰皇帝看到折子勃然大怒，当即降下密旨给官文：“若属实，即行正法。”
意思很明白：只要查实左宗棠越权，就地砍头。
得知死期将至，左宗棠连夜逃往武昌，找自己的至交好友、湖北巡抚胡林翼帮忙。
胡林翼深知这背后的水有多深。
看着惶恐无奈的左宗棠，胡林翼冷静地说：“直接跟官文硬碰硬是不行的，但你可找一人，或许能保你性命！”
这个人，就是掌管朝廷中枢、深得咸丰信任的权臣——肃顺。
肃顺虽是满人宗室，但他有个最大的特点：极重汉臣才干，深知大清江山如今得靠汉人来打。
胡林翼迅速行动。他一边安顿好左宗棠，一边给京城的同乡好友郭嵩焘写密信，并附带了三千两银子的活动经费。
郭嵩焘在京城四处奔走，先是通过同僚引荐，摸到了肃顺的口风。
肃顺说：“我身为满人近臣，直接在皇帝面前替左宗棠开脱不太合适。必须得有一个在皇帝身边的汉臣上折子保荐，我才好在旁边吹边风，来个‘内外夹攻’。”
郭嵩焘一拍大腿，转头就找到了同样在南书房值班的大理寺少卿潘祖荫。
为了让潘祖荫全力以赴，郭嵩焘用重金买下了一只罕见的玛瑙鼻烟壶作为敲门砖。
潘祖荫本就是个性格耿直、爱惜人才的文人。他连夜洋洋洒洒写下了一封堪称晚清含金量最高的保荐折子。
在这封折子里，潘祖荫留下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：“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，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。”
折子递上去后，肃顺在咸丰皇帝旁边顺水推舟，极力夸赞左宗棠的军事才华。
咸丰皇帝也不是傻子，眼下大局动荡，正是用人之际，为了一个平庸的总兵去杀一个不世出的帅才，显然是不划算的买卖。
最终，朝廷改变了风向。咸丰下令对樊燮“挪用军饷、私役士兵”的问题进行彻查。结果，樊燮被革职永不叙用，而左宗棠则无罪开释。
一次原本要人命的“死局”，硬是被胡林翼、肃顺和潘祖荫联手盘活了。
这场大风波过后，两个当事人的命运，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极端。
左宗棠彻底因祸得福。经此一役，他名震朝野，咸丰帝意识到这个“师爷”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随即将他调出幕府，授以官职。
此后，左宗棠在战火中扶摇直上，直至后来抬棺西征、收复新疆，成为清朝不可或缺的国之栋梁。
而樊燮，则在憋屈与愤怒中度过了余生。
樊燮被革职回乡后，觉得被一个只有举人功名的“师爷”整垮，是生平未有之奇耻大辱。
他回到老家，在祖宗牌位旁边立下了一块木牌，并命名为“洗辱牌”。
樊燮看着自己的两个儿子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左宗棠不过是个举人，就能如此羞辱我！你们必须给我考上进士，在功名上压倒他！”
为了逼儿子苦读，樊燮想出了一个近乎疯狂的怪招。
他强迫两个儿子换上女装读书，并立下家规：“考中秀才，脱外层女装；中举人，脱内层女装；只有中进士，才能焚毁洗辱牌，换回男子的长袍马褂！”
在这种近乎病态的压力下，大儿子中途崩溃放弃了，但小儿子樊增祥却生生挺了下来。
樊增祥整日穿着女装，在“洗辱牌”下没日没夜地苦读。
1877年，也就是左宗棠正在西北战场上指挥收复新疆的前夕，樊增祥终于在京城金榜题名，高中进士。
樊增祥含泪回到家乡，在父亲的灵位和“洗辱牌”前，焚香告祭，将那块刻着脏话的木牌一把火烧掉，终于脱下了穿了十几年的女装。
樊增祥后来也成了一代文学大家，甚至在晚清官至两江总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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